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概念的崛起令人们为之疯狂，这种人类的群体性狂热，看似无关，但在其中都有着内在的关联。

1841年，一位年轻的名叫查尔斯·麦基的苏格兰人，出版了《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一书，后其更名为《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体性疯狂》。在这本书里，麦基记录了人类进入现代世界之初最为著名的3次经济泡沫：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1720年的“南海事件”和“密西西比计划”。

(资料图)

不过，麦基的兴趣不限于记录金融危机。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和圣物崇拜、炼金术等现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贯穿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一种群体性疯狂；他要述说的，是一部关于人类群体性疯狂的历史。

从麦基记录的种种看似不可思议但倘若自己置身其间又会觉得再平常不过的离奇事件中，以及从麦基记录这些事件的行为本身之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对人类所处的时代境况的深深悲观。

时隔180年后，作为一名神经科学专家、金融理论家以及历史学者的威廉·伯恩斯坦再一次叙述群体性疯狂的历史，他所著的《群体的疯狂》的创作灵感就源自查尔斯·麦基的《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体性疯狂》。

威廉·伯恩斯坦认为，人类的宗教与金融狂热有着漫长的历史，他在《群体的疯狂》中将信息技术、金融和神经科学的诸多进步结合起来，对大众幻觉进行了新的阐释，分析人类的群体性狂热背后的社会和心理逻辑。

《群体的疯狂》

[美]伯恩斯坦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泡沫？

在抽丝剥茧的分析中，伯恩斯坦注意到了两种最为普遍的群体疯狂——金融狂热与宗教狂热。

乍看之下，两者之间似乎毫无关联，但伯恩斯坦认为背后有着一致的动因——“改善自己今生或来世的福祉”。

比如，人们都梦想能够一夜暴富，因此会去购买彩票，常常希望自己能够中奖；比起彩票，更多的人则沉迷于各种投资的美梦中，在股市高位时不肯放手，而当股价泡沫破裂后则迫不得已地选择惨烈离场。

对此，伯恩斯坦借助神经系统科学家的发现，来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本能地追求回报非常高但发生概率非常小的结果。

原来我们大脑左右半球中间的垂直面附近，有一块对称分布的结构，即伏隔核。据说当人们听到自己周围的人毫不费力地变得富有时，大脑里的伏隔核就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从而导致人们陷入不可遏制的疯狂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听到朋友的朋友中了彩票，那么你是不是会很容易丧失判断力，并且很想尝试一下属于自己的致富机会？

伯恩斯坦在书中列举了牛顿的例子。作为股市“韭菜”的牛顿，他在1712年购买的南海公司股票，到1720年上半年以一个很高的价位全数卖出，从而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但在那一年晚些时候，他竟然以更高价格回购了这些股票，最后导致亏了一大笔钱。对此，牛顿不禁发出感叹：“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为什么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会掉入美梦的陷阱中？为什么再聪明、理性的人，也会在事实和数据面前做出错误评估？

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人类的行为都是理性和利己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整个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伴随着经济理性的肆意增长，人们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又逐渐陷入迷茫和挣扎，害怕和别人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于是就出现了伯恩斯坦提出的金融狂热的一个重要因素——放弃头脑冷静的金融计算，转而相信那些引人入胜的叙事。

人们不仅对叙事的反应比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应更加强烈，而且越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越能侵蚀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牛顿之所以会做出不合逻辑的非理性决定，和当时的群体性疯狂息息相关。

1720年春天，英国一家完全没有经营利润的空壳公司南海公司，通过认购数额庞大的政府债券获得了在南美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经营特权。其向公众勾勒出一幅在新世界开采金矿、银矿的暴利蓝图，在短期内掀起了股票价格暴涨。股价的疯狂又带动更多人，上至国王、议员、军人，下至普通家庭主妇，纷纷卷入这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投机狂潮中。

当时的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根本不在乎一些基本的理性指标，比如公司的经营状况等，一味地沉迷于能够短期发一笔横财的巨大泡沫中。于是，在群体的疯狂之下，物理学家牛顿也无法用理性来思考了。然而当非理性的旋涡退去，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很多有大额贷款的投机者一夜之间破产，并连带出一系列的金融大混乱。

这样的群体疯狂在当代也并不罕见，伯恩斯坦在书中提出：

人们如此热爱泡沫，因为泡沫就是人们的欲望，无法停止的期待，更是人们终其一生会追逐的幻觉。如果我们都想在司空见惯的群体疯狂中保持清醒，不如跟着伯恩斯坦的脚步发掘其中隐藏的复杂心理，理解背后的规律。正如伯恩斯坦所说：“永远不要从单一理论视角看待世界。”

集体狂热事件无外乎金钱的鞭策

人性有着自欺欺人的弱点，一方面，我们总是害怕和别人不一样，愿意继续跟随大众沉溺在虚假疯狂中；另一方面，我们又想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总觉得自己比周围人更优秀、更聪明，当盲目的自信被质疑或否定时，人们会自我说服：“等我成功了，他们就会后悔了。”于是，人们就更加紧闭眼睛，掩上耳朵，不但无法冷静地观察分析，甚至还会想办法让一切行为“合理化”。

正所谓，我们相信什么，便会看见什么。如果一个错误的信念足够普遍，它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像传染性的病原体那样，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以指数级的倍数迅速传播。

尽管历史上每次集体狂热的事件表现各异，但背后的驱动因素无外乎来自金钱的鞭策。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代表作《货币哲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在这一信仰的号召下，人们将一切事物和感情明码标价，人际交往成为获得金钱货币的工具，财富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一方面，金钱使现代社会变得更加理性。一切事物，包括知识、美貌甚至是爱情都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甚至交换。另一方面，金钱成为人们赞美歌颂的对象。在这个物化的世界，金钱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人们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全世界的“商品”。金钱将光芒照射到现代生活的许多具体特征中，使个体完全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近在咫尺，更加在诱惑中，情不自禁地产生出这样的幻想——好像我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取所有这些东西。

在金钱的异化功能之下，“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正是金钱在现代社会里扮演的这种核心角色，使得货币这一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最终变成目的本身，由此导致社会群体对一夜暴富的趋之若鹜和追逐金钱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