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平安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来华的僧侣和留学生搜集了大量的汉籍带回日本，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宋朝印刷业的兴盛为图书贸易提供了可能，此后日本商船来华，书籍是其热心搜求的主要文化商品，至今还留下多种《舶载书目》，记载了这些商船一次次从中国贩运的汉籍。

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无不用心搜购，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了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是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入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又有计划地掠夺大批中国古籍运回日本，据说有学者参与其事，所以那些书籍都有相当的文献价值和专业性。

日本现存的汉籍主要收藏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科研机构，另外寺院和私人手中也有一定数量。日本的公共图书馆，除政府拨款所购图书外，往往有私人捐赠的藏书，比如神户市立图书馆就收藏有京都大学已故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捐赠的中国历代诗文集和戏曲、小说等文学古籍。闻友人述入谷仙介先生语：内藤湖南说读书要读善本书，吉川先生说读书要读线装书，可见老辈的汉学家都有收藏汉籍的爱好。内藤湖南的藏书现存“春雨书屋”，内多善本，其中宋版《史记》，是极珍贵的典籍。

(资料图)

大学收藏的汉籍，一部分是用科研经费购买的。照日本大学的规定，用科研经费购买的图书，产权归校方。所以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汉籍有时盖有印章，记着经手购买者的姓名。我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曾看到钤有“吉川研究费”章的汉籍，那应该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用他的课题经费购买的。相对来说，私人捐赠是大学图书馆更主要的汉籍来源。据我所知，不少大学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是由若干文库构成的，主要是本校教师捐赠，也有藏书家的捐赠和寄存。出于薪尽火传的信念，许多学者百年之后都将藏书捐赠给所供职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京大文学部图书馆有狩野直喜和吉川幸次郎先生藏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仓石武四郎先生藏书，大谷大学图书馆有神田喜一郎先生藏书。这些杰出学者毕生搜集的汉籍，不只专业性强，而且不乏珍贵版本，无论对一所图书馆还是一个学科，都是极宝贵的财富。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精详和专业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贡献。一所著名的图书馆，一个充实的专业书库，就是这样由一代代学者的心血凝聚而成的。这类私人捐赠在别的国家也很普遍，它体现了学者对学校的热爱，对系科的深情，是学者对学科建设所作的最后贡献。

相比之下，我国就少有这种慷慨的捐赠。我只知道母校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已故冯振教授捐献的藏书，以冯先生用功最勤的诸子学和诗学典籍最为丰富，近代学者的著述和杂志也很多，我们当年做学位论文时没少获益于这些图书。另外，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收藏有张寿镛先生的约园藏书，为其令嗣捐赠。令人惋惜的是，本所何其芳、唐弢、吴晓铃等先生那些享誉学林的专业藏书，都没有捐献甚至出售给本单位。也难怪，像社科院这种待人很薄的地方，是很难让人对它怀有深厚感情的。这扯远了。

说到日本汉籍的庋藏，寺院乃是藏龙卧虎之地，它们的藏书多为僧侣直接由中国购抄而来，唐以前的经籍往往有中土失传或罕觏的珍本，而属于通俗文学的戏曲小说，也有许多善本为寺院秘藏。比如东京附近的日光山日光寺所藏《二刻拍案惊奇》，就是名扬海内的孤本，中国传本缺第三十八回，而此本不缺。日本数不清的寺院，究竟藏有多少汉籍，至今还是个谜。寺院通常都不愿公开自己的藏品。只有在特别的纪念日，或需要晾晒文物时，才展出一部分，这时就是专家们发现秘籍的难得机会。

私人藏书虽不像寺院那么保密，但拥有较多汉籍的藏书家，已像中国本土一样越来越少。好书世间难得流通，保有汉籍者大多出于世家，年代久远，后人往往不能守，更不要读了。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曾走访一些世家，编有一本目录，著录旧家藏书颇备。但此类旧家的藏书，往往都是经书正史和名家别集，很少有罕见的杂书和稀见版本。

有关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和收藏情况，严绍璗先生《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一书已有详密的论述，我在此只略提一下我所知晓的几处收藏汉籍的所在。

京都大学是日本收藏汉籍最丰富的单位，数量众多的汉籍分藏于文学部图书馆、大学附属图书馆、综合人间学部图书馆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文学部图书馆藏四部典籍都很多，而尤以经学、小学和别集类为富，扬州学派的著作相当齐全，大多是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的旧藏，显然是两位前辈为自己的研究有意识搜集的。珍本有罗振玉曾影印的《文选》古抄本及顾炎武《蒋山佣残稿》等。还有些别集的稿本，比如《通俗编》的作者翟灏的《无不宜斋诗集》，似未经刊刻，应属珍本。我在文学部图书馆还看到多种真州吴氏读有用书斋藏书及昆山徐氏传是楼藏书、商丘宋氏兰挥堂藏书。大学附属图书馆的汉籍多为诗文别集；综合人间学部图书馆多为基本典籍，和刻本居多，但也有珍贵的书，比如王韬的《蘅华馆诗录》稿本。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四部典籍也很丰富。以前我曾见过一种《东方文化研究所藏书目录》，一直不知道其书下落。后来才知道东方文化研所就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它搜罗的图书，汉籍运回日本，日本和朝鲜书留在了北京，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藏书善本不多，但门类齐全，数量丰富，其中包括不少由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其他藏书机构复制的善本，所以在这儿可以间接读到其他图书馆的特藏。我在这里看得更多的也是这部分书。它自己收藏的珍籍，则有翟灏的《无不宜斋文集》稿本、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收藏的友朋论学书札等。后者保存了许多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的论学信札，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其他我曾去看过书的大学有大谷大学、东京大学、立命馆大学、九州大学、大阪大学、爱媛大学等。

大谷大学属于净土真宗，校图书馆收藏佛教典籍极为丰富，有极珍贵的佛藏版本，如宋碛砂版藏经。清初北京版藏经世存仅两部，一部即在大谷大学。汉籍主要以青木晦旧藏、大西行礼悠然楼旧藏和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容安轩旧藏为基础。1999年我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该校访学，得读所藏汉籍。青木晦藏书多理学家著作，对于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来说非常便利。神田家世好藏书，神田喜一郎自署“佞古书屋”，晚年任教于大谷大学，遂将藏书捐赠给校图书馆。其中有不少珍稀版本，包括日本正安二年（1300）抄本《长恨歌》、北宋崇宁二年福州东福寺刊、南宋绍兴十八年福州开元寺刊两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残本各四卷、南宋刊本《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元至正刊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元至正刊本《景德传灯录》、元大德刊本《圜悟禅师语录》等贵重版本。明万历间刊李开先《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淑英断发记》、万历间继志斋刊张凤翼《重校窃符记》，号为海内孤本。清钞本《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十册，颇存失传的早期南戏剧本，是研究明代前期南戏史极为重要的资料。在神田先生所捐的藏书中，还有多种日本、朝鲜古刊本汉籍，拥有这批珍藏，使大谷大学所藏汉籍以质量之高著闻于日本。

东京大学藏书之富，自不待言。我1998年以开会之便前往访问，鹪巢偃饮，只读了几种清代文集和诗话，其中《出戍诗话》和《四美园诗话摘抄》，国内罕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出戍诗话》缺序及前四叶，而东大本完整。同事杨镰先生治清代新疆流人文学，亟需此书，就是属我转托大木康教授为复制缺页补齐的。

九州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的附属图书馆，收藏汉籍都很少，汉籍主要保存在文学部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图书馆，是九州地区收藏汉籍的中心，颇有些明版书，尤以地方志为特长，台湾一位姓周的学者来这里留学，编了明版书目及全部古籍目录，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刊行。立命馆大学文学部以常见古籍为主，有一部封面题《诗话碎金》的旧钞本，题“江都焦理堂订稿”。焦循有诗话一卷，今不传，我初见此书，以为即里堂诗话，着实兴奋了一下，读不数页却觉得文字眼熟，有一条很像是《随园诗话》，取架上袁书一对，原来全都是摘抄袁书，后面还附有批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卷。我在《东瀛读书记》里推测此帙为焦循稿本，盖匆匆未暇深考。后经芳村弘道教授详审，应该是清末抄本。

大阪大学的汉籍收藏于怀德堂文库，怀德堂取《论语》“君子怀德”之义，原为大阪学问所，建于1724年，名作家赖山阳、上田秋成曾就学于此。1869年校废，战后全部藏书赠大阪大学，由图书馆辟专馆收藏，编有《怀德堂文库图书目录》，内诗文评类书籍甚多。1997年我在京大任教时，就曾托浅见洋二教授为借李瑛《诗法易简录》和李长荣《茅洲诗话》，后者是很稀见的书。2002年承深泽一幸教授接待，我前往大阪大学访问，去怀德堂文库读书。除泛览一些较陌生的书外，细读了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十六卷，这也是罕见的足本。我在国内所见各本为五卷至十二卷不等，见此本始知原书有十六卷。

除了大学之外，日本著名的汉籍收藏之所是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大东急纪念文库、无穷会图书馆、尊经阁、蓬左文库、大仓文化财团等。宫内厅书陵部藏有许多珍善本，光是黄庭坚著作，就有万历刊本《黄山谷全集》二十卷、元翻宋万卷堂本《山谷外集诗注》十四卷、明刊本《山谷老人刀笔》十五卷等。内阁文库汉籍众多，尤以地方志、明代及清初文集、笔记、戏曲小说为富，颇有中土罕传之书。我曾在那里看了一些清代别集和诗话。静嘉堂文库以清末陆心源皕宋楼旧藏为主，编有《静嘉堂秘籍志》，为学界所熟知。东洋文库以收藏当代汉学研究文献著称，也有不少古籍。王国维手校词曲二十五种即收藏在此。

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赤坂葵町三号的大仓文化财团不太引人注目，而实为秘籍汇萃之地。它所藏汉籍数量不多，但约三分之一是善本，计有宋版七部、元版十五部，明版一百七十五部，明清钞本一百零七部。其中以大正六年所购《书舶庸谈》作者董康诵芬室藏书居多。董氏藏书多得鲍廷博知不足斋、会稽徐时栋城西草堂旧藏之本，故书中多有二家印记。这些书都经清代名家递藏，有怡亲王、钱谦益、钱遵王、徐乾学、吴焯、黄丕烈、汪士钟、孙星衍、丁丙诸家印记，足可宝重。《书经提要》、《闽中考》、《三国纪年》、《革除编年》、《韩集举正》、《梅岩胡先生文集》、《太史范公文集》、《字溪集》等则是四库底本，有“翰林院”、“广运之宝”印记及沈与文、郑晓、汲古阁等明代藏书家印鉴；《大金国志》、《中兴御侮录》、《江表志》等也有“翰林院”、“军机处”印章，系四库采进书，文物价值尤其高。

眼见国宝流落海外，总不免让人痛惜。但回头一想，这些珍籍毕竟妥善保存下来，如果不是藏于东瀛，会不会毁于天灾人祸呢？况且，即使收藏于国内图书馆，阅读也不一定更容易。我到处访书，见识过国内图书馆的各种冷淡、刁难乃至敲竹杠。这么一想，心里又有些释然。

原载《文史知识》2007年第3期